新规落槌90天：大行“按兵不动”，助贷名单缩水

在商业银行货架上，按兵不动一类特殊业务是新规行助监管关注的焦点之一——贷款利率相对较高，客群相对下沉的落槌“助贷业务”。

经过半年过渡期之后，贷名单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按兵不动《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下称“助贷新规”）正式落地一个季度。迄今为止，新规行助逾百家商业银行依新规要求，落槌陆续披露合作的贷名单缩助贷机构名单（下称“名单”）。

助贷业务系指商业银行等主流机构提供资金，按兵不动向助贷平台推荐的新规行助客群发放贷款。这一合作中，落槌商业银行和助贷平台的贷名单缩出资比例、风控主导程度因具体情形各异，按兵不动但银行承担主要贷款人角色，新规行助助贷属于银行表内业务。落槌

值得玩味的是，在上述已公布名单的商业银行中，惟不见六大国有大行身影。另有3家腰部城商行明确表示暂停开展合作类个人互联网消费贷款。一众银行的趋同表现是否意味着银行在助贷领域集体退潮？作别助贷平台后，中小银行如何进行信用扩张？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围绕前述问题对多位业内人士展开调研。

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在接受调研时表示，较之其他类型银行，国有大行客群资源丰富，金融科技手段相对发达，以自主放贷为主，未披露合作名单不代表全面退出助贷业务。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则在接受调研时预判，助贷新规落地后，商业银行与助贷平台间的合作规模短期内可能会小幅收缩，但不会断崖式下滑，更多的可能是合作模式升级。

大行皆缄默，小行有退场

根据助贷新规，商业银行总行应对助贷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并通过官网、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渠道进行披露。这意味着，名单外的助贷机构将被禁止合作。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披露，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共有119家金融机构披露助贷“白名单”，包括11家股份制银行、39家城商行、15家民营银行、11家外资银行和5家农商行。

国有大行为何集体沉默？一家中小银行信贷部人士接受调研时认为，国有大行对此事的态度或将视监管趋向行事。此人士透露，近期已有地方监管部门召集辖区内助贷规模和利率较高的银行进行座谈，指导调降高息助贷业务规模。这一背景下，国有大行作为整个银行体系中的“排头兵”，对“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目标肩负重任，此时选择沉默“有迹可循”。

实际上，国有大行对此事的态度并非“特立独行”。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调研发现，11月以来，城商行中的龙江银行和乌鲁木齐银行相继按照监管要求披露助贷合作机构名单，但均补充注明停止合作字样。赣州银行则明确宣告已停止开展合作类个人互联网消费贷款。

民营银行阵营亦有类似现象。吉林亿联银行（下称“亿联银行”）9月披露的助贷名单数量为10家，较2024年11月披露的56家大幅下降。2025年初，亿联银行行长蒋永军曾公开撰文表示，将进一步强化自营能力，深入研究细分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零售客群金融需求，打造特色产品。

消费贷业务是典型的“线上作业”，一度在物理网点匮乏的民营银行阵营中“颇受欢迎”。一位助贷平台人士介绍，在消费金融圈中，民营银行的“出镜率”非常高，几家头部银行是各助贷平台的“常客”。

亿联银行于这一阶段的后撤行为，是个体决策抑或民营银行的集体趋向，尚难定论。

除上述被提及的商业银行外，部分主流商业银行的消费贷业务也呈现放缓趋势。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以14家系统重要性银行（国有大行未披露助贷机构名单，因此暂不做统计）为样本测算发现，在14家银行中，除民生银行和广发银行未对消费贷业务进行单项统计外，另外12家银行消费贷规模同比增速的剪刀值11家为负，仅光大银行一家实现正增长。

分类型观察测算得知，城商行消费贷规模在整个贷款规模中占比高于股份行。这亦一定程度佐证银行越小，对助贷平台依赖度越高的坊间说法。

 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股份制银行资深人士接受调研时介绍，银行消费贷科目包含自主贷和助贷两项。近年，伴随零售信贷风险持续暴露，银行出于稳健经营考虑，适度放缓了消费贷业务发展步伐。

融资成本上限划定，“游戏”难以为继？

较之商业银行自营消费贷，助贷业务具备“高息”特征。融资成本高企时期，银行和助贷平台均能获得通过借款人支付的高额利息“各得其所”：银行借助助贷机构轻松获得高额资金收益，助贷平台则通过输送客流和风控技术，赚取不菲的服务费。但近年来，伴随市场利率下行和监管趋严，这一“游戏”似乎有些难以为继。

根据助贷新规，借款人单笔贷款支付的综合融资成本需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有关规定，且增信服务费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换言之，部分助贷此前存在的隐形收费将被禁止，借款人融资成本最高红线被限定为年化24%。此前，这一上限是36%。将营收上限直接砍掉1/3，“杀伤力”不可谓不足。

新规之下，助贷业务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这个“游戏”还玩不玩？其二，怎么玩？倘若是前者，助贷平台和商业银行如何通过其他途径弥补自身发展的需求；如果是后者，各方如何在新规之下通过新的方式寻求利益平衡。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根据调研结果绘制“助贷业务收入—成本图”，以进一步厘清助贷业务中各方的成本收入关系。通过这张图可以发现，在收入上限大幅下降后，助贷平台的资金成本、获客成本和坏账损失成为关注重点。在这三个关注点中，前两个关乎外部机构，第三个则与行业生态相关。

上述助贷平台人士以增信合作模式（逻辑关系图如下）为例介绍了图中所示成本的“市价”：支付给银行的资金成本约在7%左右（包含银行资金成本和额外赚取的固定收益，分别为4%和3%左右）。因为银行有“旱涝保收”的要求，因此增信成本需与兑付给银行的资金收益保持一致，为7%；余项则为获客成本和坏账损失。获客成本因各互联网平台技术差异和流量市场价格频繁波动,难以准确匡算，大致比例约为5%左右。坏账损失则涉及拨备金额和不良核销等，成本亦在5%附近。

按照上述说法，以24%的收入上限进行匡算，在借款人不违约情况下，单笔助贷业务最高可获得约5个点盈利；如果极端情况下借款人完全违约，助贷平台的收益则为0。助贷平台的盈利空间陷入逼仄之境。

但另有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接受调研时称，增信合作模式只是银行与助贷平台合作的模式之一。这一模式中，增信机构多半是助贷平台旗下公司，因此7%的保证金不过是从“左口袋”进入“右口袋”。与此同时，在实际的一些合作中，助贷平台因为推送客流给银行，还可能从银行这边收取额外的服务费。因此相关说法或许只能说明平台赚钱空间在持续收窄。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难以准确求算单笔助贷业务获客成本占比。但一位一线城市接近助贷行业人士的分析对相关说法提供部分支撑。他介绍说助贷平台阵营内，只有头部互联网大厂具备闭环的生态场景，客流资源充足。其他助贷平台则向其购买客户，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助贷平台获客成本是否有下降趋势？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以六大上市助贷平台中的奇富科技和乐信作为样本测算发现，2024年，两家公司单客营销成本均有下降，但降幅相对有限。

坏账损失一项，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测算六大上市助贷平台相关数据发现，在“90天以上贷款逾期率”一项，2024年末，乐信、信也科技和嘉银科技均同比抬升。乐信这一数值高达3.6%，同比增长24%。5家已披露相关数据公司此项均值同比微升约4%。

可见，在逆周期环境下，助贷不良率与银行业持续攀升的零售信贷不良率“亦步亦趋”，寄望通过降低坏账损失大幅提高盈利并不现实。

小银行资金成本或有下调

在坏账损失准备和获客成本相对“刚性”的情形下，银行端的资金成本是否有望下调？

王蓬博在接受调研时表示，助贷新规压薄了助贷平台的利差空间，银行作为资金方未必会主动下调资金成本，但不同银行对助贷业务的倚靠度存在差别。相比于大行，中小银行尤其是城农商行，在自营获客难、资产荒背景下，有可能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适度让利，用略低的资金价格留住优质平台。

前述助贷平台人士则称，在增信合作模式下，助贷业务是整个商业银行消费贷科目中收益项的“底盘”。较之自营消费贷，助贷综合融资成本高，银行因此能获取较高的资金收益。加之有担保公司提供覆盖本金及收益的保证金，银行做助贷其实是一件风险相对小而收益又相对高的事。

上述人士还认为，虽然助贷新规强调银行自主风控，但并未叫停增信合作模式。这一情形下，银行只需持续做好增信方的风控调研，并同时掌握底层资产的情况，依然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固定收益。

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2%，较2024年同期下降11BP(1BP=0.01%)。持续收窄的息差空间考验商业银行的资产摆布能力。

但除去业务本身收益，银行还有一个难以绕开的合规成本。前述银行信贷部人士称，近年伴随行业监管“长牙带刺”，合规的重要性在银行体系内拾级而升。相比于自主贷款，与助贷平台合作发放贷款，容易在催收一事上“横生枝节”。助贷业务属于银行表内业务，加之助贷平台尚未纳入统一监管，因此贷后环节的罚单都要算到银行头上。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依托南方周末自主研发的“牧羊犬—中国金融业合规云平台”查询发现，2025年以来，包括平安银行、浙商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在内的5家银行均收到“互联网贷款业务管理不审慎”的千万元以上大额罚单。按照惯常的财务处理方式，这些罚金会被计入银行报表的“营业外支出”项，拉低利润空间。

这一情境下，如何在收益和合规之间找到平衡，是银行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对于整个助贷业务而言，资金方和助贷平台间正面临一场博弈。

本质上而言，银行助贷业务是其借助外部平台客流和风控手段，进行信用扩张。在经济上行周期中，借款人还款来源相对充裕，助贷违约率低，是相对优质的金融资产。伴随助贷新规落槌，商业银行的风控和自主获客能力面临新一轮挑战。

娄飞鹏称，相比于国有大行，区域中小银行普遍缺乏独立数字化风控体系与高质量数据积累，难以构建自主的反欺诈与信用评分模型，风控能力薄弱。在过往发展中，这类型银行也是助贷业务的积极拥趸。未来，中小银行应主动构建自主数字信贷能力，摆脱路径依赖，推动零售业务发展。在和助贷机构的合作上，应选择具备合规资质、数据透明、风险可验证的头部平台合作，并通过协议明确权责边界。

王蓬博则建议，中小银行短期可借力地方政务、产业场景（如医保、社保、产业园区等）绑定真实流量，把助贷嵌入本地生态；长期来看，则需要通过自建模型、与科技公司深度合作的方式，补齐风控短板，内化风控能力。